作者: 姜培軍 來源: 牡丹晚報 發表時間： 2024-09-13 08:56
持續寫作65年，定陶區杜堂鎮84歲農民何善軍寫了100本日記，摞起來足有1.5米高。這100本“農民日記”見證了時代變遷。近年來，他結合日記中記錄的第一手資料和對國家大政方針的思考，開始研究農村養老問題，先后發表論文20多篇，有9篇獲國家、省、市級獎項。其中《農村家庭養老出現的新問題及其對策》在中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發表，后被十多家報刊轉載，并被北京大學、中央黨校評為優秀論文，還入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庫》一書。
□記者 姜培軍
給地委書記提建議
“這是周書記當年給我的回信。”9月11日，何善軍找出一封珍藏44年的信件，這是時任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寫給他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周振興為代表的一批干部憑著堅定信念、責任擔當、非凡勇氣，拉開了菏澤農村土地改革的序幕。周振興任菏澤地委書記期間，領導700多萬菏澤農民搞土地承包，與萬里在安徽的行動基本同時、同步。菏澤由此走進了改革開放的春天。
作為一個自幼在農村長大的農民，何善軍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有著切身的體會和獨到的見解，對農村改革抱有強烈的渴望。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為促進“大包干”所做的思考、采取的行動。1980年，他曾給周振興寫過一封“建議信”。周振興親筆給他回了信，并把那封何善軍的信在菏澤全地區公社書記會議上印發。不過，這也給何善軍帶來不少麻煩。從改革初期何善軍的幾篇日記中，我們仍不難看出當時改革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人民群眾對改革的渴望及擁護。
“我從去年就反復思考關于如何讓農民盡快擺脫貧困、推行生產責任制推行的問題，經多次修改，今日總算把幾點看法寫在信上給周振興書記寄去了。反正是盡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至于領導有什么看法自已就管不了啦。最壞的情況無非是引不起重視，‘石沉大海’罷了。但如果能為領導工作提供一點參考也不算白費力氣吧！”1980年4月29日，何善軍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文字。從日記中可以看到，他當年給時任菏澤地委書記提建議時的忐忑心情。
令何善軍沒有想到的是，10多天后，他收到了周振興的親筆回信。1980年5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收到周書記的回信，他說我的信他一連看了兩遍，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他還說這封信要在全區公社書記會議上印發，這使我感到不安。自己寫的只是對當前幾個問題的看法，是供領導工作參考的，對錯問題不大，但印發全區就不同了，何況對問題的分析自己也并不十分滿意。但是只要領導這么決定了，就有他們的考慮，只要能對菏澤發展農業生產多少有點用處的話，那我就達到目的了。”
新生事物的發展，沒有一帆風順的。何善軍關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議，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議。這反映在他1980年5月21日的日記中：“昨天上午，杜堂公社的孔憲雷書記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恭維了一番。他說地委召開的公社書記會議結束了，會上周書記專門找他談話問了我的一些情況。因為我寫的‘信’由各公社第一書記帶回本單位，今日常委會上念了這封信，引起各種議論，有人說我信中諷刺了一些干部，他們至今還認為‘大包干’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后，農民勞動有積極性了，生活也豐富多彩起來。1981年6月5日，何善軍在日記中寫道：“從當前形勢看，包產到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包產到戶后每人都操心，今年凡包產到戶的小麥都獲得了豐收。現在農民又在醞釀，秋種時種多少畝小麥？需要多少肥料？要澆幾遍水？明年能達到多少產量？可見，黨的政策調動起來的農民積極性是無法估量的。”43年過去，從這則日記中，不難看出何善軍當年的欣喜之情。
35年專注“農村養老”問題
何善軍常年生活在農村、靠務農為生，近年來結合日記中記載的第一手資料和對國家大政方針的思考，開始研究農村養老問題，先后在《中國老年報》《人口與經濟》等報紙雜志上發表論文20多篇，有9篇獲國家、省、市級獎項。現在，他已成為國內農村養老問題研究方面小有名氣的“農村養老”問題專家。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剛推行計劃生育，那時我們這些鄉鎮企業的支部書記、廠長經常被抽調去做計生工作。耳聞目睹、親身經歷讓我深感要想計劃生育順利推行，必須解決農村養老問題。尤其是讀了1989年3月17日《社會保障報》刊登的美國學者、教授研究中國農村養老的文章對自己觸動很大，心想美國的有識之士如此關心中國的農村養老，作為中國人，我們探索這個問題更是責無旁貸。”何善軍回憶。
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收集資料、調查走訪，一有新發現就記在日記中，為今后寫論文作準備。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的農民，要想深入研究一個課題并寫作成熟的論文，其難度可想而知。但何善軍認為，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目標一旦確立，最重要的就是行動。”何善軍說。理論研究要讀經典，他便買來《人口學》《人類社會研究法》《農村老年學》《政治經濟學詞典》等專著和有關工具書。
“我不吸煙、不喝酒，把省下的錢都買了書、訂了報，每年都訂閱十幾種報刊。白天上班沒時間讀書，就兩頭擠，夜里11點休息，早上5點起床，雷打不動。”何善軍說，“理論聯系實際，以自己家所在的許堂行政村（含5個自然村，3600人）為基礎進行調查、訪問，并詳細記錄有關數據。”
1991年7月5日，山東省老年學會成立暨老年學學術研討會在濟南召開，何善軍的論文《農村家庭權力的轉移對養老的影響》宣讀后，獲專家學者高度評價。省委原副書記、時任老齡辦主任的王金山，三次找何善軍談話并給予他很大的鼓勵。“我生活在農民群眾之中，調查訪問比那些偶爾下鄉一次的專業研究人員方便許多，能獲得真實情況，反映廣大農民的呼聲。1999年11月10日發表在《中國老年報》上的《農村如何養老》，就是因為貼近實際、可操作性強，得到普遍好評。”何善軍說。
“專精定律告訴我們，只有專精在一個領域，才能有所發展。從我公開發表的論文題目可以看出，每篇都有‘農村’兩個字。”何善軍說。1995年他寫的《農村家庭養老出現的新問題及其對策》在中國人口學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第三期發表后，被北京大學、中央黨校評為優秀論文，并選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庫》一書。2012年寫的《影響農村欠發達地區老齡工作進展的七大因素》被中國老年學會主辦的《老齡參考》刊發后，在學術界獲較高評價。
2006年9月，何善軍作為全國唯一一名農民代表應邀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老年學學會成立20周年大會慶典暨2006年老年學學術高峰論壇，受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等領導同志的接見。“在農村養老問題上，老何最有發言權。”會議期間，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專家、教授都向這位來自農村的“土專家”表達了敬意。
何善軍認為，他之所以在農村養老研究領域取得了一點成績，是和記日記的習慣密不可分的。比如，近年來，他每年都要對所在村子60歲以上的老人數量、健康狀況、生活情況進行統計，并記錄在日記中。如果沒有日記，這些寶貴的資料恐怕早就無從查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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